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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6日，连环画泰斗贺友直先生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4岁，这个突然而至的噩耗令许多熟悉贺老的人感到难以接受。据家属介绍，贺老在早晨时还自己下面条，临近中午，他在卫生间里休克了，送到瑞金医院，一度有过好转，却在晚间开始吐血不止，终与世长辞。
上海巨鹿路上一间十平方米的斗室，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狭小的艺术家工作室，贺友直从1956年起便居住于此，60年没有挪过窝。冬季，整整一个上午，工作室的窗户都见不到阳光路过，而隐隐的嘈杂市声，车轮滚滚而过的声音，隔壁电话铃响，楼下小孩的叫声，都可以透过薄壁传入室内人的耳中，精神矍铄的贺老在此”蜗居”，以一颗安贫乐道的心醉心于自己的连环画创作中，每日挥毫不止，微薄的稿费拿来换酒喝。
贺友直是特定时代、特定国度造就的连环画家，墨韵色彩上本身的变化并不多，以平实白描的手法致力于人物造型、生活场景及总体构图，从而使连环画脱离了小儿科而成就了蔚为大观。贺友直的连环画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小人书”，而是一代人的集体”文化记忆”。从贺友直的连环画中，人们所看到的不仅只是一幅幅风俗画，更可以借此追寻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
贺友直创作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是1949年创作的《福贵》；1952年出版的《火车上的战斗》曾在1957年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中获一等奖。他的作品《山乡巨变》，被称为是中国连环画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杰作，并于1963年在文化部与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连环画评奖会上获得一等奖。他的得意之作还有《白光》、《朝阳沟》、《连升三级》、《十五贯》、《小二黑结婚》、《申江风情录等》。《白光》获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一等奖；《十五贯》、《朝阳沟》、《皮九辣子》等均获全国奖；出版有《贺友直谈连环画创作》等。
经历过抗战、内战、反右、”文革”，一路运动，一路走来，贺友直画过《小二黑结婚》《山乡巨变》《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等等阶级斗争时期的命令式任务稿，也画过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现在还在报纸上开设专栏写作绘画。虽说”谨慎”二字深深地印在贺友直的心上，他也会在谈话中时不时提醒自己”不谈及他人，不发牢骚”，但是遇到看不惯的现代事物，他依然忍不住要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只是，他会以诙谐而幽默的语言，以自嘲的方式道出内心的不满。
贺友直的好友、画家评论家谢春彦曾为其十多本书作序，贺老也是他喜欢尊敬且互相视为知己的人。他对早报记者说：”我上午打电话给贺老，他在电话里和我说：’我有点累了，画不动了。”没想到晚上就听到噩耗，我春节期间给贺老拜年，给他画了一幅画，贺老开玩笑地给我五元压岁钱——我拜年是要给贺老叩头的，我只给我的老师叶浅予和贺老叩过头。”谢春彦说，”他知道自己的分寸，坦承自己画的是小人书。他早年丧母，孤苦零落，以贫贱的出身、小学的学历，经历种种磨难，又选择了艺术这条危险并绝不保险的路，风风雨雨，一路坎坷万状，于屈辱中坚持理想，独特艺术己见，经百折千难而终成一代”小人书”大画家，受到海内外的尊敬。他以白描为主要艺术手段的连环画，半个世纪来不独得到最广大读者群的喜爱，受到官方的肯定表彰，尤其能得包括中西画油、国、版、漫诸画种苛刻的同行的认可尊崇，实在是当代艺术史上罕见的个案”。
中国美院教师、画家王犁也向早报回忆了前不久他与贺老的一件趣事。他今年1月30日赴沪，近午”骚扰贺友直老先生，进门老爷子问我找谁？我说找贺老爷子，他说这里没有，我说走错门了，作转身走状。老人正要准备午餐，看我很配合的样子，就开始乐了。”
王犁想让贺老给一个朋友签一本书。他签名字后，问多少年龄啦？答三十多了。贺老接着写”女史”。王犁接着说”是潘鸿海的女儿，你知道潘鸿海么？””唉！你要早告诉我，我会写贤侄女！潘鸿海编《富春江画报》的时候，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们是老朋友了。你看，已经写了，没法改！”签完名，贺老”很正式地双手齐眉”递过来。
2011年贺友直曾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贺友直自说自画》，是这位画坛大家三个自传体连环图本的合集，也是图文并美、真实不虚的自说又自画。
对于近几年的生活，贺曾画图说每天坚持创作两个小时，生活很有规律而充实。他幽默地把自己一天的生活轨迹用照片和文字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现出来：每天7时半起床，8时半下面条、吃早餐、泡茶，10时画画、会客、看报，11时半”咪”老酒，然后午睡，下午写信、写文章、吃点心、看报、散步等，晚上9时就寝。他酷爱喝老酒，女儿开玩笑地说这是他的”生命原液”，贺老自己也笑言”没有老酒那是要命的。”
澎湃新闻特选发贺友直自画部分，以纪念一代大家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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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九二二年出生在上海。我五岁时母亲病故。我对母亲毫无印象，只记得出丧时队伍里有许多红帽子，现在猜想大概是雇来的仪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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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丧时父亲抱着我坐在马车上，护着我捧一只木盘。盘子中央竖放着一块木牌。大人们说，这是我的母亲。母亲故去的情景，只记得这些，至今未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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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后，父亲把我托付给姑妈抚养。姑妈没有生过孩子，她待我如同亲生。姑妈家虽不愁温饱，但常有的零食只是沙炒豆。我牙嫩咬不动，总是由她嚼烂后用手指添进我嘴里，吃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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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岁那年，同父异母的哥哥结婚，结婚中有几种礼俗恐怕是吾乡独有的，五更祭祖，给左邻右舍家家户户分”享先汤果（酒酿圆子）”，睡眼蒙眬地从被窝里拖起来吃”享先汤果”，别有一种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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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家所在地是地道的农村，我的小伙伴就都是农家的孩子。然而我究竟是”穿长衫”人的儿子，同他们一起玩，从不参与冒险的活动，摸摸田螺，手脚是不会受损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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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年夏天，我生了一身的天疱疮。大叔大婶觉得我小小年纪命太苦，认为我父亲不该不管，就给我父亲写信说，”你再不管儿子我要贴张邮票寄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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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上学起始到小学毕业，最差的是算术课。简单的加减尚会对付，待学到分数，尤其是四则应用，脑子就像盆浆糊。交作业伴随着主动伸手讨板子，挨打后速把掌心掩在冷砚台上，能解痛，此法同学们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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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无产业，无物可变卖，度日唯有典当一条路。但典当又无贵重之物，唯有自以为稍好的衣服，夏天当掉春冬的，冷天当掉热天的。上当店要摸黑起早出门，以防被街坊邻居发现。一袭长衫，害得人穷也穷不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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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上海，住在姊夫处，在他开的小铁工厂里帮着做工。这片厂开设在姚主教路（今天平路），生产旋凿（在北方叫改锥）等一类小五金。厂里雇佣的都是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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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虽然喜欢图画，但对怎么画图则一无所知。厂里有马粪纸、油墨，就瞎抹瞎涂。画了一张想象的风景，被先生瞧见，不但没有责备，反而觉得惊奇：”侬还会画画？哪能画得介好。”画者水平，评者水平，有此称誉，现在想来实在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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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的日子真难过。事业怕被人瞧不起，瞒着不敢说，到亲戚家混饭吃，说谎是顺路看望。早饭好办，一副大饼油条就算解决。中饭、夜饭，要把握上门的钟点，要把握轮转的间隔，使在亲戚眼里觉得正常自然。真是顿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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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青年军里服役一年多，受了军士训练，当过下士班长，打过几种枪，吃一年多的粮饷，没有上阵见过鬼子，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复员遗返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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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贱夫妻百事哀，度日已经如年，偏偏还要过年。能过年的，早就办好年货，三十这天，从早到晚，洗、剁、煮、炒、炖，忙得不亦乐乎。而我一早出门，待我弄到点钱，小菜场早已扫摊，就买两罐”梅林扣肉”，算是吃肉过年了。人家欢欢乐乐过年，我们却只能关起门来相对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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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我受雇于私营图书店，书店开在复兴中路一爿茶馆的楼下，原是生煎馒头店，店老板也是书店老板之一。工资每月二百个折实单位，规定每月完成二百幅，每超过一幅付一个单位。我拼了命画，一个月能画三百多幅，可收入一百七八十元，生活顿时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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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纪事
我是1948年成的家，实际上是没有家。1956年新美术并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想能上班近一点，才找到现在的住处……一住50年了，被人赞是钻石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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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
文革期间，人比狗屎不如。文革一结束，突然门庭若市。都是上门求画的。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出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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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个大奖
2009年12月某日，接中国美术家协会打来电话，告知我得了个终身成就奖。得这个奖当然开心，但静下心来想想，我得这个奖占了命活得长的便宜，二是比我资格老贡献大的已离开人世，剩下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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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是”生命口服液”，没有老酒那是要命的。
——节选自《贺友直自说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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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奕青于3月16日晚摄于贺友直老人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