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辛德勒的名单》电影导演创造历程万字解析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波兰设立的最大集中营，曾夺去110万人的生命，其中90%为犹太人，是二战犹太罹难者总数的六分之一。 1992年1月，一位好莱坞著名导演一面戴上大衣风帽，一面举着8毫米摄影机不停拍摄。从营区入口的哨台望去，一排排被焚毁的营房顶上，残断的烟囱仿佛绝望的手臂直刺苍穹，令人心中一颤。 “我意识到自己就站在现代史上最大的杀戮场中；要在五十年前，我，一个犹太人在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他很意外地发现自己没哭，此情此景在他心中所触发的“与其说是悲哀，倒不如说是愤怒。” 这个人，就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也都会重温这部为奥斯卡赢得了“奥斯卡”的经典影片—— 《辛德勒的名单》 一 1982年10月，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肯尼利的纪实小说《辛德勒的名单》（原名《辛德勒的方舟》）在美国出版。 该书讲述了二战期间在克拉科夫经营搪瓷工厂的德国投机商奥斯卡·辛德勒保护一千二百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 彼时正值《ET外星人》首轮热映余温未尽，评论界为斯皮尔伯格贴上“电影彼得·潘”的标签。对一个36岁的男人来说，这并不算赞美。 《辛德勒的名单》一经出版即成社会舆论热点。 首版图书在三周内销售一空不说，连最权威的严肃媒体《纽约时报》也第一时间在头版刊登专文评论，而这篇书评则经环球影业总裁西德·谢恩伯格之手转给了斯皮尔伯格。 “辛德勒与他的犹太人”的故事让斯皮尔伯格震惊之余又深感好奇—— “我被辛德勒矛盾的个性深深吸引住了，为什么一个本应唯利是图的德国商人，会突然想要倾其所有去挽救犹太生命？”他对谢恩伯格说：“这本书能拍部绝好的电影，但它写的是真事吗？” 或许小说前言中肯尼利的文字多少能为斯皮尔伯格解惑—— “1980年我光顾了好莱坞贝弗利山的一家箱包店。这家店归利奥波德·菲佛伯格所有，他是位‘辛德勒犹太人’。 正是在那些意大利手工皮具货架下，我才第一次听说奥斯卡·辛德勒，这位锦衣玉食的德国投机商，这个魅力四射的男人，这个矛盾的化身，听说他如何在大屠杀年代里，拯救一个被诅咒种族的故事。” 菲佛伯格身上凝聚了犹太民族热情、坚韧、感恩的特质。“我有个很棒的故事，不仅是犹太人更是全人类的，一个人性和慈悲的故事。” 菲佛伯格多年老接洽过迪士尼维也纳分部等公司，可惜都无果而终，但他从未气馁：“辛德勒救了我一命，我要尽力让他成为不朽。” 1982年12月，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斯皮尔伯格与《辛德勒名单》原作者肯尼利、菲佛伯格二人在环球电业总裁谢恩伯格家里首次会面。主题自然是辛德勒。 作为贝弗利山居民，菲佛伯格是斯皮尔伯格母亲艾德乐夫人的犹太餐厅的常客，在他眼里，斯蒂文这个犹太后生正是执导《辛德勒的名单》的不二人选—— “听我说斯蒂文，你来拍这部电影吧，你拍，一定能得奥斯卡！我保证！”他又对谢恩伯格强调了一遍：“真的，为奥斯卡赢一座‘奥斯卡’吧！” 没人知道斯皮尔伯格那时在想什么，握手告别时，他只是小声嘟囔说：“好书，好书……” 为恩人拍一部电影的计划搁浅二十年后终于又见曙光，菲佛伯格自然急切盼望夙愿能早日达成。然而斯皮尔伯格还有太多顾虑，这也是他对“为奥斯卡赢一座奥斯卡”的热烈建议保持沉默的原因—— 海阔中文网，收录本文。 他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精神上、生活阅历上、民族情感上，都远未成熟到足以把握好这样的题材。 “我问他：‘斯蒂文，求求你啦，请问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菲佛伯格回忆道，“他说：‘十年后吧。’”十年后，菲佛伯格就80岁了。 “菲佛伯格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害怕自己等不到电影上映的那一天。”斯皮尔伯格坦陈，“《辛德勒的名单》是我的一笔良心债。” 二 《辛德勒的名单》从前期筹备起便历经曲折，首当其冲就是剧本的难产。 原著作者肯尼利1983年完成了220页的初稿，但斯皮尔伯格觉得太长，主线也不够突出，“辛德勒社会关系庞杂，涉及人物众多，”肯尼利说，“对我来说，把这些关系聚拢合并起来太难。”修改磕磕绊绊，直到1985年还是一筹莫展。 斯皮尔伯格只好另觅高人，找到当时的新科奥斯卡最佳编剧科特·路德特克（《走出非洲》，1985）。 记者出身的路德特克决定动笔前先对辛德勒来一番深究，可是，纠结了三年半，对于一个满身铜臭的商人怎么变成神圣的摩西，路德特克还是疑窦丛生，只好宣布放弃。 “科特不相信辛德勒的故事是真的。”斯皮尔伯格说。 在这五年多里，《夺宝奇兵2》（1984）、《紫色》（1985）和《太阳帝国》（1987）先后上映，后两部影片本是斯皮尔伯格尝试严肃题材的诚意之作，却遭遇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这令他深感不公，甚至想过不再碰所谓严肃电影。 然而在此期间，他还是与著名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莎翁情史》，1998）接触过几次，商讨《辛德勒的名单》剧本的改编。 年复一年，从各种渠道传出的斯皮尔伯格拍片计划里，始终难觅《辛德勒的名单》的踪影，只有老菲佛伯格依然雷打不动地每周给斯皮尔伯格办公室打一个电话询问进展。 “为什么要拍《辛德勒的名单》？很久以来我反反复复地问自己，”斯皮尔伯格说， “我来自正统犹太家庭，虽然只是间接受到过大屠杀的影响（祖父和祖母失去了他们在东欧的亲人），但从我小时候起，长辈们就常常讲大屠杀的故事，对孩子来说，父母讲杀人的事情总是很吸引人的。 后来我逐渐明白，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传播历史。读了肯尼利的小说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把大屠杀时期的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但时机还未成熟。 那时斯皮尔伯格还没有孩子，他的犹太文化传统观念告诉他，自己还不是一个完整、强大、能够洞悉世事的男人。 对斯皮尔伯格能力存疑的不只他自己。 澳大利亚导演弗雷德·谢波西就求他别拍《辛德勒的名单》，还预言说好莱坞的惯用招数会毁掉它。 “把它让给我吧，”他请求斯皮尔伯格，“你敢扔掉吊臂和移动摄影车吗？我觉得你没这胆儿。” 为了让菲佛伯格早日得偿所愿，斯皮尔伯格曾有意将《辛德勒的名单》转给波兰裔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但后者更希望执导自己的大屠杀电影；他还找过西德尼·波拉克和马丁·斯科塞斯。 “我觉得马蒂（斯科塞斯）能拍好，他是敢于直面真相和暴力的人。”斯皮尔伯格说。考虑再三后，斯科塞斯接下《辛德勒的名单》并请来斯蒂文·泽里安改编剧本，后者曾因1990年影片《无语问苍天》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然而斯皮尔伯格很快便后悔了：“难道就这样放弃了为孩子、家庭和整个犹太民族做点实事的机会？” 思来想去，他最终决定用自己正筹备重拍的《恐怖角》与斯科塞斯交换，“赎”回了《辛德勒的名单》。 三 1991年夏，患流感在家休息的斯皮尔伯格再次重温了原著小说。其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那种“该做点什么”的责任感越来越强烈；加上柏林墙倒塌后新纳粹主义抬头，否认大屠杀的言论日益嚣张，也让他深感忧虑。 所有这些因素促使他下定了决心。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这十年里我所积蓄的力量、在思想和技巧上的成长都会倾注到这部电影中去。” 他找来泽里安（《无语问苍天》，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提名）完成的剧本——115页、编剧功力了得但“过于克制”，并且剧中缺少犹太面孔。 “起初我没有从幸存者角度叙事，”泽里安说，“而是从辛德勒的视角。我想说明辛德勒那么做并不是为了友情或同情，而只是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