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中国政治中心的双子星座
忽略掉那些不入流的地名，宋代之前，华夏民族的文明重心基本上是在两个焦点上左右摇摆：长安和洛阳。
当然，这两个地方在各代的称呼并不一致，确切的地理位置也略有偏差。特别是长安一带，西周的镐京，秦时的咸阳，甚至汉代长安城与唐代长安城，都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从宏观来看，关中地区是以长安为中心，中原地区是以洛阳为中心。
从华夏民族的传统居住区域看，洛阳一带无疑更有理由成为都城的首选之地。
事实上，夏商二代的都城基本上都在洛阳周围打转转儿，周文王姬昌只是商王的“西伯侯“（“伯“即“长“，“西伯侯“就是商朝西部诸侯们的小头目），周的都城“镐“在当时属于西北边疆，重点扶贫地区。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为啥那么招人恨。你一个当老大的，偏要把家安在西北山沟沟里，遇上麻烦，小兄弟们还得跋山涉水一路狂奔，最远的从东海边儿上往这跑，磨出两脚水泡，到头来却发现你ＴＭＤ只是为了逗媳妇，逗你妹呀！
周幽王把自个儿玩死后，继位的周平王惹不起西北邻居，把家搬回中原的洛阳，原来镐京一带都给了秦始皇的先人，任务只有一个：挡住那些野蛮人。
没承想西北这块水土还真养人，秦国这帮孩子挺争气，在干掉了狄人和戎人建立的１２个国家后（其中包括《芈月传》中提到的义渠国），把整个关中地区收入囊中，并在战国七雄的争霸赛中笑到最后，再次让西陲之地的咸阳成为中国第一个封建集权王朝的政治中心。
公元前２０３年，刘邦逼得老对头项羽自刎乌江。踌躇满志的刘邦计划将都城安置在东周旧地洛阳，意在“与周室比隆“。他看不上关中巴掌大的地盘，也不想跟项羽一样没出息，非要把都城建到老家彭城，让人嘲笑“楚人沐猴而冠“。
但一个小人物的话改变了他的决定。
普通一兵娄敬碰巧有机会见到了刘邦，他建议将都城定在封闭的关中地区。理由是关中四面险塞，披山带河，利于防守；同时由于秦国的多年经营，土地膏腴，物资丰饶，是“帝王之渊囿，守国之利器“。
怕刘邦听不懂这些大道理，娄敬打了个比喻：你不是很会打架吗？打架最要紧的是掐住对手脖子。你控制了关中，就等于扼住了山东（崤山以东）的咽喉，外面再怎么闹腾，你也不用怕。
刘邦是个聪明人，一点就透，当天就吩咐装车往关中搬家。
但当时的咸阳城，连同城外的阿房宫，已经让愤青项羽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家当全没了，想过日子必须另起炉灶。
刘邦在渭河南岸以秦兴乐宫为基础，修建了用以居住的长乐宫，稍后又修建了用以朝会的未央宫，到他儿子汉惠帝时才开始修城墙。到汉武帝时代，前后用时９０年，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才终于落成。
汉王朝立国不久发生的“七国之乱“，验证了娄敬的预见：关东七个诸侯国造反，中原大乱，但由于朝庭所在的关中地区富足险固，无后顾之忧，得以迅速动员组织起一支大军稳定局面，扑灭叛乱。
同时，由于长安靠近西北边陲，汉帝国格外重视对西北地区的争夺，集全国之力，破匈奴，拓西域，铸就了一个强盛的王朝。
2隋炀帝下的一盘很大的棋
王莽篡汉，群雄并起。刘秀依靠河北和南阳两大地方豪强集团先后削平各股势力，重建汉室。他将都城建在洛阳，表面上看是因为长安已毁于战火，根本原因则是他手下的骨干“二十八宿“都是中原人氏，他的执政基础就是中原，在洛阳过日子，心里有底气。
这个格局一直保持到魏晋南北朝。汉民族的主流政权东晋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南京）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走马灯似的转换，短暂统一北方的两个王朝前秦和北魏分别建都长安和洛阳。
公元６１８年，与隋朝一样依靠关陇（陕西甘肃一带）集团势力夺得天下的李渊，定都长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大唐盛世。基于同样的地理因素，唐朝在西北方向上的扩张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势力直达中亚，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帝国。
唐长安城布局
然而，关中狭小的地域无法承载人口剧增带来的压力，四周山河环绕造成的交通阻碍也不利于朝庭对全国的控制。曾经承载了大小１３个王朝的老牌都城长安，在唐代呈现出最辉煌的一幕后，从此淡出江湖。
其实，隋炀帝时期，都城已经有了不可逆转地向中原地区转移的苗头。炀帝即位后，立即发包两项大工程——营造东都洛阳和挖运河。
随着汉族大批南迁，江南的生产力大幅提升，同时南方人性格平和，很少打打杀杀，社会比较稳定，粮食物产首次超过中原地区。然而，从地理位置和种群特点上考量，历朝各代的最大危胁都来自于北方。这就决定了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朝，都城必须在中原，而不是偏安于江南。
都城在北方，钱粮在南方。如何把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满足日常生活和边防需求呢？
陆地运输成本很高。那时候没高速公路，一车粮食从苏杭送到长安，路上要走将近一年，那车粮食刚够车夫吃的。
水运相对廉价便捷，但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河都是平行着向东流，没有南北方向的水道。天才的隋炀帝想到了挖人工河，由南向北，沟通江、淮、黄河等水系，把粮食和物资用船从南方运过来。
隋的运河分四段，从南到北是江南河（从钱塘江到长江）、邗沟（从长江到淮河）、通济渠（从淮河到黄河入洛水）、永济渠（从黄河到海河水系）。粮食物资水运到洛阳，储存在洛口仓、武牢仓等地，再陆运都城长安。
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大运河
如此一来，洛阳就成了天下粮物的中转集散地。兴建东都洛阳，是与开运河相配套的工程，隋炀帝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决非后人讥讽的那样，挖运河是为了去扬州赏琼，修东都纯粹是为了个人享受。
前人挖河，后人吃米。唐朝国力的强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南物资通过运河不断的输送。大运河在当时就是中国交通、经济的大动脉。
随着经济繁荣，唐都长安的人口承载量和物资消费量不断剧增，狭小的关中已经不堪承受。唐高宗就曾在荒年率百官跑到洛阳“就食“，说白了就是要饭吃。武则天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洛阳办公，“东都“和“西京“成为唐帝国政治中心璀灿的双子星座。
3选都城是个技术活儿
其实，开通运河的最大得益者并不是洛阳，而是更往东的汴梁（开封）。
江南粮船一路畅通到达汴梁，再向西经黄河向洛阳运输时，遇到一个大麻烦：汴河水浅，船行缓慢，常常到六七月份才能到黄河口，而这时黄河正值雨季涨水，必须等到八九月份水落才能行舟到洛阳。
更别扭的是，江南水手不熟悉黄河水文情况，船一进黄河必须雇佣当地水手，又加了一笔费用。
为解决这个难题，有人建议在汴梁一带广置仓储，中转物资，使“江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洛“，既解决了船只等待合适水位的耗时问题，又解决了分段运输，合理调度的成本问题。
如此一来，交通便利的汴梁成为锁控江淮的咽喉重地，所谓：“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荆湖之运漕“。唐宋之间的五代王朝中，后梁、后唐、后周都将都城设在了新兴的交通中心汴梁。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立自后，想把京城向西搬到洛阳，他认为洛阳在安全系数和便利程度上比较均衡，汴梁固然更加便利，但处在一马平川的黄河南岸，属于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只能以庞大的军队来保障安全，耗费巨大。
但他的弟弟赵光义和一些大臣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就是个吃饭问题。
宋朝汲取了五代时期军阀专权的教训，在军事编练上实行了“厢禁军“制度，地方为“厢军“，人数少，装备差，主要用于治安防盗；中央为“禁军“，由皇帝通过枢密院掌控，人数多，装备好，用于对外战争。《水浒传》里“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就是禁军的武术教官。
资料显示，北宋时期汴梁总人口约１４０万人，其中禁军及家属人数就在７０万人以上，整个汴梁城其实就是围绕禁军建立起来的。汴梁每年消耗粮食约６００万石，如果这些人都搬到洛阳，以当时的漕运能力，饭都吃不饱。
而且，赵光义还引用了一句相当漂亮的政治口号：守成在德不在险。赵匡胤无法说服这些呆鸟，但直觉告诉他，贪图地利之便，用钱粮堆出来的安全是靠不住的，他预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4都城定位体现一个王朝的政治情怀
北宋被金人突然绝杀的教训证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在冷兵器时代，地势在建都选择中不可忽略。
南宋偏安江南，纯粹是无奈，所以都城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金元时期，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又一次发生了迁移，这次的幸运儿是大运河的终点——北京。
北京，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中心露面，是从金国营建的燕京开始的。此后，它又是元朝的大都。我总疑心因为女真人和蒙古人从高寒地带下来，怕热，所以不愿意把家安在更靠南的中原地区。就像当初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穿着厚毡毯的牧民死活不愿意挪窝儿，皇帝连哄带骗才勉强搞定。
但对于汉民族来说，燕京只是个边塞要地，当都城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事情改变从明成祖朱棣开始。明朝打跑蒙元后，定都南京，一来因为北元的势力还很大，燕京一带是斗殴的前哨阵地；二来朱元璋的马仔们多是淮西人，对鱼米之乡充满感情，北方的烙饼大葱实在吃不惯。
朱棣起家的根本却在燕京。成为永乐大帝后，他深切认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名言，决心把都城搬到边境线上，“天子御国门“，不让草原势力卷土重来，确保中原安宁。
北京北部的燕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将游牧部落与农耕文明分割开来，同时它面临华北大原，便于天下物资的输送。
为防万一，明朝在迁都北京的同时，保留了南京的首都地位，甚至还保留了一套政府办事机构，最初的两代太子都是留守南京。一旦北边的京城和皇帝玩砸了，南边的立刻补上。只是在北方逐步稳定之后，南京的那套机构才慢慢成了摆设。
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都，北京旧城积水潭，就是元代漕运船舶停靠的码头。因大运河的漕运年久滞塞，时通时堵，后来又开通了海运。
物资运输的便利，弥补了北京在中国经济格局上重心偏北的不足，同时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版图的最终确立，也使北京的地理位置显得更加适中。